17、18世纪的江户儒学家狄生伹徠（1666-1728）认识到汉文训读法这种注训点读汉文的方法实际上是在用完全不同的日语来读汉文，注了训点后的汉文不再是中文，而是中文的日文翻译。这种以日语读汉文的方法难免会带着日本人的主观性去诠释中文。他反对这种方式，并强调学者应该先熟练掌握现代中文（唐音），用中文阅读汉籍，在熟悉了中国人的言语思维后，再用日语俗语译出。
18世纪的国学家本居宣长（1730-1801）同样意识到了训读过程中，日语和中文的不同。他认为用汉字表记的日语词语中，有时汉字与词语概念完全相符如“日、月、山、海”等，有时会有部分相符，如“如、未”等，有时则会完全不同，如“以为，假使”。但是与狄生伹徠强调和训会妨碍到汉文原意不同的是，本居强调汉字对日语概念理解的危害。
伹徠和宣长都认识到中日两国的区别以及这背后两国人民思维和文化的不同。但是两者的翻译取向是完全不同的。这与17、18世纪东亚的华夷思想的转变相关。古来，东亚一直有着一种“中华主义”思想。17世纪前半期的日本儒学家们以“礼、文”为标准，认为中国为“中华”，日本为“东夷”。17世纪后半期，华夷思想产生解体。加贺真茂和本居宣长等人将中国称为“异朝，异国”进行贬低，与此相对大加称赞“我朝”的神圣。
伹徠和宣长在日本思想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思想史角度对两者的研究成果业已众多，近年来还有从语言学角度的考察。然而，从翻译学角度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对比研究仍然很少。本文试比较二者对汉文训读的不同认识，结合17、18世纪华夷思想变化这一时代背景，从翻译学角度探讨二者的思想。（作者：龚岚 清华大学外语系日本语言文学专业）
